本报记者 童彤
近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
其中，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方面，成都入列“超大城市”梯队，与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天津组成我国最新超大城市阵营；佛山、长沙、哈尔滨、昆明、大连等5座城市由I型大城市晋级为特大城市，让特大城市阵营在原有武汉、东莞、西安、杭州、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郑州等9座城市基础上扩围至14座。
更为吸引眼球的则是，在新公布的105个大城市中，新增4个县级市，分别是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均为Ⅱ型大城市。
一直以来，我国根据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将城市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1000万为特大城市，而300万—500万的I型大城市和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并称为大城市。其中涉及常住人口和城区人口两个概念范畴，且城区人口更是超大、特大城市划分依据的最核心指标。
什么是城区人口？即指城区常住人口。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不包括镇区和乡村。
与一众“新晋”大城市形成反差，公众传统印象中的经济大市苏州和宁波无缘特大城市认定，正是吃了城区人口规模少的“亏”。数据显示，苏州拥有常住人口1274.83万，城区人口仅为399.12万；宁波拥有常住人口940.43万，城区人口为360.88万。
人口是经济繁荣度的“晴雨表”，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则一定程度折射着中心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大城市从规模和数量上呈现增长态势本身就反映出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向好。”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区域发展更趋均衡，尤其是围绕都市圈、城市群等打造区域增长极的发展战略带动下，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发展，加速城镇化布局的效果正在逐步彰显。
以新晋超大城市成都为例，国家发改委2021年11月批复《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以成都为中心并涵盖德阳、眉山和资阳共计3000万人的区域内，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由此迸发出的对人口等各要素的强大吸引力正加速成都人口规模的增长。
统计显示，成都以2093.78万常住人口和1334.03万的城区人口，在7座超大城市中的人口综合排名位列第6位。
而不同于超大城市和大城市原本的经济规模和对人口的天然吸纳效应，大城市梯队一直相对稳定，多以省会城市和传统经济大省内具有一定规模的地级市占据主阵地，然而，此次新纳入的四个县级市着实高调地聚焦了大家的目光。
在彭刚看来，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中，有着众多经济实力如GDP规模超过一些中西部地级市的县存在，而这些地区大都分布有众多制造业门类。
比如，浙江义乌作为举世闻名的“小商品之都”，数十年来手握全国各地乃至欧美市场的商品订单，加工制造业实力雄厚，因此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2020年常住人口达185.84万；再比如，苏州代管的昆山，正通过积极构建新的智能终端产业链条、聚焦头部企业吸引着大量的产业人才进入，成为扩充城市人口的重要力量，其2020年常住人口达209.25万。
人口和产业的携手注定带来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从经济数据来看，此次入选大城市梯队的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和福建晋江等四个县级市，均是2021年我国GDP十强县，其中，2021年，昆山更是凭借GDP4748.06亿元位居十强县榜首，被舆论赋予“最牛县级市”的称号。
“当前，人口流动呈现出向优势产业分布地区聚集和被具有传统优势的城市圈发展吸纳的新特征。”彭刚认为，人口流动带动产业人才、公共服务需求、购房需求、消费需求等共同向目标城市聚集，也加速了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升。未来，伴随人口流动规模效应在新的城市聚集，大城市的梯队仍将继续扩充，在全国“多点开花”。
